在政府主持下与发包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如果存在乘人之危情形的仍可撤销

2021-07-01

         案例:( 2018)赣08民终1942号

        本案历经一审、二审、重审一审、重审二审。

        案件简要: 2015年1月2日,吴友生与李文胜签订一份水电清包合同,约定吴友生承包泽盛中心城心家泊一期水电清包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不包料,李文胜每月支付吴友生所完成工程款的70%的劳务工资。合同约定工程全部完工并经李文胜、监理单位、质检验收合格,李文胜应支付吴友生结算工程款的95%,工程款的5%作为质保金,自本工程备案验收之日起2年内无质量问题一次性支付给吴友生。合同签订后,吴友生组织25名农民工进行劳务施工,于2016年10月通过了泰和县建设局、有关监理及气象部门等多个部门的综合验收,并发放了验收合格报告。

        后吴友生向李文胜追讨约定的报酬,李文胜以各种理由拖欠不付。2017年春节前,为解决农民工工资,安置农民工回家过年,吴友生在经有关政府部门多次协调,与李文胜在2017年1月17日签订了一份协议,明确:1.剩余总工程款46万元;2.扣除18万元(含质保金8万元);3.剩余28万元,其中20万元在2017年1月25日支付给农民工;4.剩余8万元在3个月内付清,但吴友生必须将施工工程整改完毕并通过业主验收合格。协议签订后,李文胜只履行了20万元,剩余8万元至今未付。

        重审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文胜与吴友生签订协议时,扣除18万元(含质保金8万元)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李文胜上诉称,核减的18万元中包括质保金8万元,实际上仅核减10万元,核减10万元工程款是因为吴友生实际施工时存在减少工程量、材料浪费的问题,是双方协商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2018年2月6日,吉安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出具了一份《关于民工吴友生讨薪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吴友生等民工讨薪历时几年,经过各级各部门的多次调处。吉安市信访局召集各部门本着促商、自愿、互谅的原则组织协商。鉴于当时临近春节,民工催迫要钱心切,加上吴友生多次讨要无果,讨薪维权过程艰辛困难,在工作人员的劝导下,吴友生最终才勉强同意接受政府机关的调解。故原审法院以原李文胜签订协议时临近春节,吴友生面临支付20万元农民工工资的压力,处于危难之际,认定李文胜乘人之危,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李文胜关于核减10万元工程款系吴友生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纳,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解读:

        在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前的民法理论,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联系在一起,称为“乘人之危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 。后来考虑到“乘人危难”使对方接受显失公平的合同条款,其性质与欺诈、胁迫并无二致,因此《民法通则》第59条将乘人之危并入第58条与欺诈、胁迫 均为 民事行为无效之原因,显失公平则被作为民事行为可撤销的原因。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第54条沿袭了这一规定,只是将法律效果改为可撤销或可变更。 虽然《民法通则意见》第70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理论上对于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争议极大。 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三种观点 :

        其一, 认为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既要求行为人主观恶意上乘对方危难处境 ,也要求客观上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显著失衡。 乘人之危的法律行为是出于非自愿的原因,对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对他方当事人过分不利的法律行为乘人之危是为了获取过分的利益,如果行为人没有获得过分利益即合同并非显失公平,合同的效力应当维持。

        其二,认为乘人之危的构成既要求行为人主观恶意上乘对方危难处境,也要求客观上严重损害对方利益,但并不以当事人间的利益显失公平为必要。乘人之危是表意人因对方乘己危难,陷于违背真实意思而为民事法律行为。乘人之危的合同大多形成双方利益极不均衡的结果,因此乘人之危的合同也可能是显失公平的,但在乘人之危情况下,行为人致对方损害并不定使自己获得利益,只要造成对方的损害,就应当构成乘人之危。

        其三,认为乘人之危的类型涵盖前述两种构成。 有学者考察乘人之危法律规定的文义 、 立法目的、损害后果以及相关民法学说之后提出乘人之危的二元论,认为其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种类型的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既要求行为人主观恶意,又要求客观上双方当事人间的权益显著失衡;第二种类型的乘人之危,重在强调行为人主观上恶意,客观方面不再强调双方当事人间的权益关系显失公平,只要有所失衡即可。我国《民法通则意见》 第70条的规定是对乘人之危类型的列举,而非对乘人之危的定义。

        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要区分为两种情形,损害国家利益的,属于无效合同;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属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因为合同法颁行于民法通则之后,所以合同法实际上是以特殊法的形式修改了民法通则的规定。合同法的规定相对于民法通则而言更加人性化、科学化,且在实践中的操作性非常好。

          实践中法院一般认为乘人之危行为的构成不应强调被乘危人(受害人)的意思表示要素,乘人之危行为中,受害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只是限定此类行为范围的一个标准,并不强调其行为是否存在意思表示瑕疵或欠缺。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一样均强调行为结果的公平性,但前者同时强调乘危行为人主观上“因势利用”的不法性。从民法通则到合同法,乘人之危行为经历了从绝对无效向相对无效的转变,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重审一审法院认为吴友生与李文胜2017年1月17日就剩余工程款支付问题签订的协议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乘人之危的情况下签订的,并无不当,但将协议签订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系法律适用错误。该行为系效力待定行为,原告可以申请法院变更或者撤销。

            律师认为认定乘人之危可以根据上述规定,但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1)一方处于急迫需要或紧急危难之境;(2)对方明知其处于急迫需要或紧急危难之境,而迫使其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表示;(3)一方实际作出了违背真实意思的行为;(4)一方因为接受对方乘人之危的行为而蒙受了重大不利。

        本案中李文胜称核减的18万元中包括质保金8万元,实际上仅核减10万元,核减10万元工程款是因为吴友生实际施工时存在减少工程量、材料浪费的问题。这是否是双方协商时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否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该案审理期间,2018年2月6日,吉安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出具了一份关于民工吴友生讨薪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吴友生等民工讨薪历时几年,经过各级各部门的多次调处,吉安市信访局召集各部门本着促商、自愿、互谅的原则组织协商。鉴于当时临近春节,各民工催迫要钱心切,吴友生清楚拖欠民工工资的严重后果,加上吴友生多次讨要无果,讨薪维权过程艰辛困难,在工作人员的劝导下,吴友生最终才勉强同意接受政府机关的调解。故该案重审阶段,两级法院以签订协议时临近春节,吴友生面临支付20万元农民工工资的压力,处于危难之际,认定李文胜乘人之危,认定并无不当。

        法律依据:

        《民通意见》第70条: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 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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